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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August 26

    另类空间(下)

    ~~~接上篇~~~
        第一原则:这世界上可能没有一种文化没有建构异托邦。它持续在每个人类群体中。但是异托邦显然有多种形式,而且没有绝对普遍形式的异托邦。但我们仍可以将它们分为主要两类。

    在原始社会,有一种形式的异托邦,我称其为危机异托邦,也就是那些特权、宗教或者禁止的场所,是那些与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和人类环境有关系的个体所拥有的,他们处于一种危机状态:青年、经期妇女、产妇、老人等等。在我们的社会里,这些危机异托邦正渐渐消失,但还是可以发现一些遗迹。比如,十九世纪形式的寄宿学校、或者年轻人服军役,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,就像第一次性行为大多不是发生在家里而是“别处”。对于女孩来说,十九世纪中叶以前,有一个传统名为“蜜月旅行”是历代相传的主题。年轻女孩的初夜应该发生在“没有地点”的地方,火车或者蜜月旅馆实际上就是“没有地点”,这就是没有地理标签的异托邦。

    但是这些危机异托邦在今天正在消失,并被一种我称之为偏离异托邦所取代:一些行为偏离了规定方式或范式的个体被归入此类。这类的例子有:休息的家和精神病医院,当然还有监狱,还可以加上老人之家,它介于危机异托邦与偏离异托邦之间,因为老人既是一个危机,同时也是一个偏离,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,休闲放松是规则允许的,而无所事事则是一种偏离。

    第二原则:对异托邦描述的第二原则是:随着社会历史的展开,社会能够根据迥然不同的潮流创造现实的异托邦功用;因为在一个社会中,每个异托邦都具有一个精确、确定的作用,而同一个异托邦可以根据其所在文化的同步性,拥有一个、另一个作用。

    举个例子,奇特的公墓异托邦。公墓当然不同于普通的文化空间。但它却是一个与城市、国家、社会或乡村等都有关系的空间,因为每个个体、家庭都有亲戚躺在墓地里。西方文化中,公墓实际上一直存在。但是它已经经历着重大的变化。十八世纪末以前,公墓一直都建在城市的中心,教堂旁边。里面的坟墓有一种等级秩序。还有停尸房,尸体在那里失去了个人最后的特质,有一些个人坟墓,还有一些坟墓在教堂内部。后者分两类:简单的带题字的墓碑和象征身份的豪华墓穴。墓地建在教堂这个神圣空间内,在现代文明下已经不再使用了,有趣的是,这正是文明变为“无神论”的时代,有人说得粗俗点,西方文化已经产生了所谓的尸体崇拜。

    基本上很自然的是:在真正信仰尸体复活与灵魂不朽的时代,最至关重要的事与尸体遗骸并没有什么关系。与此相反,自从人们开始怀疑他们是否有灵魂、尸体是否会重生的那一刻,很自然地就更加关注死尸,因为尸体是我们在这世界与语言中存在的最后痕迹。无论怎样,从十九世纪初开始,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一个小盒子存放他们最后的遗迹,但是另一方面,也正是从十九世纪初开始,公墓开始移出城市之外。个体的死亡与中产阶级对墓地的私有联系起来,自此死亡像“疾病”一样困扰人们。死亡将疾病带给活着的人,尸体就被安放在教堂旁边、紧挨着房子,几乎就在街道中间,正是与死亡这样接近的距离才传播着死亡。对于墓地传播疾病的主题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末,这与十九世纪期间公墓从城市移到郊区有很大关系。从此,公墓不再是城市神圣、道德的中心,而是建立了另一座城市,在那里,每个家庭都拥有它黑暗的休息地。

    第三原则:异托邦能够将几个自我不相容的空间、“址”并置在一个真实场所内。因此它就像一个剧院,一个接一个地给它矩形的舞台带来彼此陌生的一整套场所的系列;因此电影院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矩形房间,在它的一边,是二维屏幕,人们观看那上面的三维空间图像,这类异托邦是“址”相对抗的形式,而最古老的例子则是花园。我们不能忘记古老东方的花园,是令人震惊的创造,现在已经历经千年,它的表里都叠加着意义。传统的波斯花园是一个神圣空间,用一个更神圣的空间,将它代表世界四方的四个部分整合在一起,像一个世界的中心脐点就在它的中心(水池、喷泉就安放在这);好像花园里所有的植物都向这个空间聚拢,这就是一种微观宇宙。至于毛毯,它原本是花园的复制品(花园就是一个地毯,在那上面,整个世界布置着它符号式的完美,地毯就是一种花园,可以穿过空间)。花园是最小的世界包裹,它也是一个完整的世界。从古开始,花园也成为一种欢乐、普遍化的异托邦(我们现代的动物园正是起源于此)。

    第四原则。异托邦常常与时间中的碎片有关——也就是说,为了均衡起见,它们关系着异质时间。当人完全与他们的传统时间决裂的时候,异托邦就会开始发挥最大作用。这种情况表明,公墓实际上是一个高度异托邦的场所,因为对于个体来说,公墓就是始于死亡——这个奇特的异质时间的,也开始了这种半永恒状态,在这种状态中,她永久的领地解体消亡了。

    从一个普遍的角度看,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,异托邦与异质时间的构造和分配都十分复杂。首先,有一些紧密积聚时间的异托邦,例如,博物馆和图书馆,在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异托邦里,时间不停地积累并且占据自己的顶峰,而在十七世纪,甚至世纪末,博物馆和图书馆还只是个人选择的表达。与此相反,积聚一切、建立一种广泛的档案的理念,将所有的时间、时代、形式、趣味都囊括一地的志愿,还有建立一处包含所有时代的场所、而场所本身又处在时间之外、不受时间侵蚀的理想,并以此为指导建造起来容纳永恒不断的时间累积的固定场所,这所有的理念都属于我们现代。博物馆和图书馆就是适应十九世纪西方文化的异托邦。

    与这种时间累积的异托邦相反,还有一些异托邦是与时间的流动性、短暂性、不稳定性有关的,比如节日的时间。 这种异托邦并不指向永恒,而是具有绝对临时性。比如,集市场所,这些奇妙的空“址”位于市郊,每年一两次,就会充满了货摊、展柜、奇怪的事物、摔跤手、玩儿蛇女人、占卜师等等。就在最近,一种新的临时性异托邦出现了:度假村,就像那些波利尼西亚度假村庄提供给城市居民原始、裸体的三个星期。可见,如果两种异托邦的形式结合在一起,即节日异托邦和时间累积的异托邦,杰尔巴的小屋就与图书馆和博物馆有几分相似了,因为重拾波利尼西亚的生活就摒弃了时间;而这体验就很像重拾时间,好像整个人类历史回到了它的起源,而直觉的知识则更容易被接受。

    第五原则。异托邦预设一套开放和关闭的系统,使它们既孤立又可进入。大致上,异质的“址”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接近的公共场所。而进入或者是一种强制性的,像兵营和监狱,或者是服从于礼仪和净化。进入一个异质址必须有特别的允许或遵循特定礼节。而且,还有一些异托邦完全是献给这些净化活动的——有宗教净化,也有卫生净化,比如穆斯林的浴室,或者另外完全是卫生方面的净化,如斯堪的纳维亚的桑拿。

    相反,有些其它的异托邦看上去纯粹是开放的,但是却隐藏着奇怪的排斥。每个人都可以进入异托邦的“址”,但事实上却只是一个假象——我们以为我们进去了,而实际上我们被排除在外。我想起一个例子:巴西的大农场和南美的一些地方有一种著名的卧室。入口并不通向这个家庭生活的中心房间,每个旅行者路过这里,都可以打开入口的门,进入这房间过夜。个体进入了房间,但并没有进入这个家庭的中心,拜访者绝对是旅途客人,但却不是被邀请的客人。在我们的文明中,这种类型的异托邦实际上已经消失了,但可以在美国的汽车旅馆找到痕迹,男人开车带着女人进入旅馆,在那里他们隐秘的性关系完全被隐藏遮蔽,在外面不被允许的,在这里被隔绝起来。

    第六原则。异托邦最后一个特征是:关于所有剩下的空间,异托邦有一个功能,这项功能在两个极端之间展开。一方面,它们创造出幻想的空间,来揭示每个真实空间,在其中所有的“址”里面的人类生活都被分割开,从而使揭示的真实空间更加虚幻(也许那些我们禁止光顾的著名妓院就有这个功能)。另一方面,相反地,它们的作用是创造它者、另类的真实空间,像我们的污秽、胡乱建设、杂乱的空间那样完美、细致、布局完善的空间。后一种应该是异托邦,不是幻想的,而是补偿式异托邦。我在想一些殖民地是否在这方面没什么作用。一些例子表明,在地面空间的广泛组织层面,它们起了异托邦的作用。比如,十七世纪第一次殖民浪潮,英国人在美洲建立的清教社会就是绝对完美的另类场所。还有那些建在南美的杰出的耶稣会殖民地:奇观、规划很好的殖民地,在那里,人们可以实现完美。耶稣会会士在巴拉圭建造的殖民地,每个拐角安排的都很有规矩。村子的布置有严格的计划,在教堂脚下围成一个矩形场所;一边是学校;另一边是墓地,教堂前面,一条林荫路与另一条呈十字交叉;每家都沿着这两条轴线建造自己的小屋,准确地重塑了基督教的标志。基督教徒用它基本的符号,给美洲世界的空间和地理打上了自己的标志。

    个体的日常生活是很有规律的,不是哨子,而是钟声安排的。每个人都在同一时间醒来、同一时间工作;中午和五点钟吃饭,然后是上床睡觉时间,午夜是夫妻醒来的时候,也就是在教堂钟声敲响的时候,每个人都要履行她/他的责任。

    妓院和殖民地是异托邦的两个极端的类型,毕竟,如果我们认为船是一个流动的空间,一处没有场所的场所,自己独立存在,自我封闭,同时又存在于大海的无限广袤之中,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,从一个航向到另一个航向,从一个妓院到另一个妓院,一直到殖民地寻找着隐匿在花园里的最珍贵的宝藏,我们就会理解,为什么船对于我们的文明,从十六世纪到近代,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最伟大的器械(我今天没谈到),而且还是想象力的最大留存地。船是杰出的异托邦。在没有船的文明里,梦想枯竭,间谍取代了冒险、警察取代了海盗。

    August 22

    另类空间

      这两天看福柯的书,精读了一编Of Other Spaces,这篇文章有王喆先生的法文译本,名为《另类空间》,以此为参考,我又从英文版重新翻译了一遍此文,本来是读书笔记,一兴奋,就动手译了。
  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另类空间
          我们知道,十九世纪主要关注的就是历史学:带着发展与怀疑的主题、危机与循环的主题、永恒积累历史的主题;带着死亡人口巨大数量和迫近的世界冰川期。十九世纪从热力学第二原理中找到了它主要的虚幻资源——当今时代或许高于一切空间时代。我们处于同步的时代:我们处于并列的时代、远与近的时代、肩并肩的时代、分散的时代。我相信,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时刻:我们对世界的经验,不再是经过时间的漫长的生命的发展,而是用经验自身的线条连接、交叉成的一张网。也许有人会说:激起当今论战的思想界的矛盾,反对虔诚坚定的传统时空论者。结构主义,略显宽泛的分类,它力求在本应有时间关系的元素之间,建立一系列关系集合,从而使它们彼此并置、互相对抗、相互引证,简单来说,就是使它们呈现出一种构造。实际上,结构主义并没有否认时间;它的确有一种方式来处理我们所谓的时间和历史。

    然而,应该注意的是,形成我们当今热点、理论、体系视野的空间,并不是一场革新;在西方经验里,空间本身就含有一段历史,时间与空间的重要交叉是不容忽视的。如果粗略地追溯这段空间的历史,我们可以看到,在中世纪,是一种等级的场所集合:神圣场所与世俗场所;禁闭场所与开放、暴露场所;城市场所与乡村场所(当然一切都与人类的现实生活有关)。宇宙理论认为,存在一种超天堂场所与天堂场所相对,而天堂场所反过来又与地面场所相对。事物被放置在一些场所中,因为它们曾被粗暴地转移过,在与此相反的场所,事物找到了它们天然静止的地域。正是这种完全的等级、这种相对性、这种场所的交叉,大致上组成了所谓的中世纪空间:定位空间。

       这种定位空间观点始于伽利略。因为真正对伽利略著作的诽谤,并非源于他的发现或是再发现,比如地球围着太阳转,而是源于他对无限并且无限开放的空间的建构。在这样的空间里,中世纪的场所被消解了。事物的场所只不过就成了一个运动中的点,就像事物的静止只不过是其运动速度的无限减慢。换句话说,自从十七世纪和伽利略开始,延伸性取代了定位化。

    延伸性代替了定位,今天,“址”(site)又取代了延伸性。“址”被定义为点或元素之间的紧密关系;形式上,我们可以把它描述成关系,像系列、树林、或网格。而且“址”的问题在当代技术工作中的重要性已经显而易见了:如数据或是机器记忆系统计算结果的储存、随机输出的离散元素的循环(机动车交通就是个简单的例子,或者是电话线上的声音);标记或编码的元素身份存在于一个系列内部,很可能被随机打乱,或者按照单一或多元方法被分类排置。

    在一个更具体的方式内,对于人类,“址”或放置问题衍生出人口统计学。这个人类“址”、或者生存空间的问题,就不仅仅是了解世界上是否会有足够的空间提供给人类——当然这个问题也很重要——而且还应该了解:为了实现预定结果,什么样的邻近关系,什么类型的人类元素的储存、循环、标记和分类可以适用于特定的情况。我们的时代,空间对我们来说,就是“址”之间的关系形式。

    我相信,任何情况下,我们时代的焦虑基本都与空间有关,比时间要多得多。时间对我们来说,只不过是对散布在空间里的元素做一个可行的多样分配运作。

    现在,尽管动用所有的技术来占用空间,尽管全部的网络知识可以帮助我们界定它、赋予它形式,当今的空间可能仍然没有完全“去神圣化”(不同于时间,十九世纪时失去了神圣性)。理论上的空间“去神圣化”的确发生了(标志之一就是伽利略的著作),但是实践上的空间“去神圣化”我们仍旧无法达成。我们的生活还是被保留着神圣感的对立物所统治,我们的制度和实践仍然不敢打破它。我举几个这些对立物的简单例子:比如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、家庭空间与社会空间、文化空间与实用空间、休闲空间与工作空间。所有这些仍然隐藏着神圣感的存在。

    巴什拉的巨著和现象学家们告诉我们,我们并不是生活在空的同质空间,相反却是生活在普遍弥散着许多量和幻象的空间。我们主要的感觉空间、梦境空间以及情感空间,控制着它们自身似乎本质的性质,有一个光明、轻灵、通透的空间,或相反的:黑暗、粗糙、堆得很满的空间;高处的空间、峰顶,或者反之,低处泥泞的空间;或再者说,像闪亮的流水一样的流动空间,或是像石头、晶体般固定、凝结的空间。这些分析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反映,也主要关注的是内在空间。我更想谈的是外在空间。

     我们生活的空间,将我们挤出了我们自己,我们的生活、时间和历史的消逝都发生在其中,空间咬啮、抓挠着我们,而它自身,也是一个异类的空间。换句话说,我们不是生活在一种虚无之中、在其间我们可以摆放个体和事物。我们也不是生活在一种可以被多种光影渲染的虚无里,我们生活在一系列连接“址”的关系之中,这些址不可能相互削减,当然也不能相互重叠。

    当然,人们可以通过一系列关系来描述不同的“址”,这样就可以定义某一给定的“址”。比如,描述一系列关系来确定交通、街道、火车的址(火车是一种极端的关系群,因为它是某种穿过其所经过的事物,而且通过它,人们可以从一点运动到另一点,它也是某种经过的事物)。通过可被认识的关系网,人们可以描述现代休闲的“址”——咖啡厅、电影院、海滨。类似,通过关系网,我们可以描述封闭或者半封闭的休息“址”——房子、卧室、床。但是,在所有这些址中,我感兴趣的是一些带有特质、可能与其它址产生关系的址,以一些怀疑、中立、虚构等方式,这些关系集合恰好可以指示、反映或反射。这些空间与其它所有的空间相联系,尽管与其它所有的“址”相矛盾,它们主要有两类。

    异托邦

    首先是乌托邦。乌托邦是一些不带有真实场所的“址”。它们与社会的真实空间具有普遍的直接或相反的类似关系。它们以完美的形式表现社会本身,或者社会的反面,但无论如何,这些乌托邦本质上都不是真实空间。

    也许在所有文化、文明中,也有真实的场所——确实存在的场所、在社会中形成——与“反址”十分相似,是一种表演成功的乌托邦,其它那些真实的、在文化中可见的“址”也同时在这乌托邦里出现、对抗、颠倒。这类的场所在一切场所之外,尽管人们可以在现实之中指出它们的位置。因为这些场所绝对不同于它们所反映和谈及的“址”,与乌托邦相反,我称之为“异托邦”。在乌托邦与其它“址”之间,这些异托邦,可能有一种混合、相联的经验,可能是镜子。镜子是一个乌托邦,因为它是无场所的场所。在镜子里,我看见自己在那儿,而我又不是在一个真实的空间,它展开在表面的后方。我就在那里,我所不在的那里,一种影子给我自己可见的形象,使我能够在我本缺席的地方看见自己:这就是镜子的乌托邦。但是,它也是一个异托邦,因为镜子在现实中的确存在,并对我站的地方实施了一种反作用。从镜子摆放的地方,我发现了我不在那个我本在的场所,因为我看见我在那里。从这个玻璃另一面的实质世界领域直射向我的凝视,我回到了自身。我开始将目光直射向自己,并在那里重建自己。镜子形成异托邦,主要因为:在我从玻璃里看到自己的那一刻,它使我占据的地方变得绝对真实,并与它周围的一切空间联系起来,同时又绝对的不真实,因为为了被看到,它必须穿过在那边的这一实质点。

    对于像这样的异托邦,如何描述它们?它们有什么意义?我们可以想象一种系统化的描述——我不是说科学,因为这个字眼现在已经谈得过多了——在现有的社会内,这种描述以研究、分析、描述和“解读”(人们今天喜欢说的)这些不同的空间、异类场所为自己的目标。作为一种对我们生活空间既是虚构的、又是真实的争论,这种描述可以称为异托邦学。

    (未完,待续)